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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任文: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再探究:问题与出路 2023年0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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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语境下翻译教育存在的问题

尽管翻译领域已经发生了如前所述的诸多变化, 但多数开展翻译教育的院系在应对变化方面却显得迟滞, 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是对翻译性质及类型的变化认识不足。不少学校翻译实务教学缺乏有针对性的设计, 比如如何在教学中体现人机互动的翻译特点, 如何发挥人工翻译及机器翻译各自的优势, 如何做好译前和译后编辑等等。目前虽然开设CAT课程的学校很多, 但能够有效开设机器口译, 真正将人机互动融入教学过程的学校并不多见, 而开设CAI (机助口译) 课程, 引入语音识别技术的学校极为罕见。同时, 我们的教学依然停留在语际而非符际翻译层面。虽然语际翻译依然是当下翻译任务的主体, 但符际翻译已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即便是普通文本翻译, 也可能在某些时候出现多模态翻译的处理方式。比如, 下面这段话的英文翻译就可生成不同的文本形态:

根据成都市旅游局最新公布的数据, 2015年我市共接待游客1.91亿人次, 相比2014年的1.86亿人次, 同比增长了2.75%;其中, 接待入境游客230.14万人次, 比2014年的197.8万人次增长了16.35%;接待国内过夜游客5587.91万人次, 比上一年的4650万人次同比增长20.17%。实现旅游总收入2040.19亿元, 同比增长22.64%, 2014年为1930亿元。

除了完全依据原文的文字文本进行翻译外, 如下的多模态翻译则是另一种处理方式:

相较一板一眼的文字对译, 这样的多模态翻译看上去更为简洁明快、一目了然, 当以PPT、图文并茂的小册子等方式呈现时, 通过不同颜色和字体增加一些设计感, 或许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然而目前, 多模态翻译在我们的教学内容中极少出现, 也鲜有学校开设视听翻译、游戏翻译等实操类课程, 这会让学生在接触到这些类型的真实翻译任务时很难立马上手。

其次, 对翻译标准和策略的多元化了解不够。毫无疑问, “信达雅”与“完整准确忠实”的标准依然应该构成翻译实务教学中的首要和重要部分, 但不应该是全部。目前我们的翻译教学仍然局限于全译, 对于以改译、节译、缩译、编译为主的新闻翻译, 以及实用文体文本的本地化翻译则很少涉猎。同时, 虽然我们并不赞成在课堂上教授“恶搞”式翻译, 但将其作为真实翻译案例纳入翻译批评教学, 让学生更好掌握归化异化翻译的尺度, 培养学生针对翻译文本的目标受众选择适当翻译策略的意识却是积极有效的。

第三, 对翻译方向性翻转后译出训练“权重”的加大重视不够。长期以来, 翻译课程设置中, 中译外和外译中被给予同等权重, 这原本无可厚非, 翻译训练也确实需要涵盖译入与译出。但随着我国译出需求量加大, 翻译专业学生将来要面临更多的中译外任务, 而译出相较译入需要更好的外语基础和更多的翻译训练量。如何在翻译专业 (特别是翻译硕士层面) 的教学中加大中译外课时量和课程种类, 将译出作为翻译中的难点来应对, 是高校不应忽视的问题。

第四, 对译者角色的多元化应对不足。不少BTI/MTI院系对自己的学生以后可能的就业方向考虑较少, 对未来工作场景多样性的前瞻性设计不够, 因此课程结构单一, 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特色性。一些学校并未立足本校生源、师资及本地市场需求状况, 不切实际地以“会议同传”、“高级笔译”等方向吸引学生, 却很少开设技术写作、术语管理、本地化与项目管理等更为适合的语言服务类课程。其结果是学生毕业之后既无法胜任“高翻”工作, 也很难在广阔的语言服务业领域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

第五, 对“扩容”后的翻译/译者能力关注不多。翻译质量的优劣取决于译者翻译能力的高下, 但出色的翻译能力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双语基础和较长时间的训练。对许多院校来说, 要让学生今后在 (狭义的) 语言服务领域里更好地承担多元译者角色, 强调后四种译者能力 (人际与跨文化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主动服务能力) 的培养可能更为现实, 因为它们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翻译能力之不足。然而, 不少学校的教学设计基本聚焦翻译能力, 较少关注译者能力。基于任务 (Task-based) 、项目 (Project-based) 和案例 (Case-based) 的翻译教学, 以及各种实习实践活动本是培养译者能力的良好机会, 但许多高校要么较少开展此类教学活动, 要么并未将相关能力发展的设计科学有效地融入实践活动中。如何在能力培养方面扬长避短需要各校合理设计。

综上, 一方面是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机构面对翻译实践领域的变化时反应迟缓, 另一方面是开设翻译专业本科和硕士项目的学校有增无减, 且多属低端重复建设。翻译教育如何顺应时代变化, 众多翻译培养院校未来将何去何从, 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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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再探究

一直以来, 多数翻译专业本科和硕士培养单位的课程设置以翻译基础课程 (为翻译做准备的外语听、说、读、写类课程) 、基础翻译课程, 以及以不同名称出现的“中高级”翻译类课程为主, 多以通用型翻译人才培养为重, 同质化倾向严重。不少学校对翻译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或关注不够, 或应对不足, 仿佛培养模式的同化和固化可“以不变应万变”。此外, 还有数量不菲的培养单位在翻译教学师资和生源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 教师无口笔译实践和教学经验, 学生外语基础薄弱, 培养方案却是对其他学校已有方案的简单复制, 学生毕业后能否胜任具备一定难度的口笔译工作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 市场对翻译相关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一是机器翻译的介入正在淘汰低端口笔译人员, 但市场仍然需要大量可从事口笔译融合、译前/译后编辑、审核校对、技术写作、翻译项目管理等工作的普通语言服务类人才;二是需要大量既懂翻译又具备相关专业知识 (如医学、法律、工程等) 的专业类翻译人才;三是需要可以驾驭中外文化文学文本、新闻、政治类文本互译和会议口译的高端翻译人才。目前的情况是, 一方面BTI和MTI项目每年产生的大量毕业生中, 许多找不到对口满意的工作;另一方面市场上依然缺乏可立马上手的合格翻译/语言服务人才。鉴于此, 笔者认为, 目前国内的翻译教育应该尽快进行分流, 大致包括如下方向。

一、多数BTI/MTI项目可走普通“语言服务”之路。

此处指狭义的语言服务, 即学生毕业后可到面向市场的翻译和本地化服务企业从事多语言转换及关联服务。学校可视情况多开设一些翻译基础和初中级翻译类课程, 以及技术写作、术语管理、本地化与项目管理、机辅口笔译、译前译后编辑、视听翻译、游戏翻译等课程;以通用、日常、综合类文本翻译为主, 强调口笔译技能融合, 尤其注重对人际与跨文化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主动服务能力等译者能力 (语言服务能力) 的培养。多为学生提供到企业实地参观、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多邀请企业一线员工到校上课, 甚至与企业合作开展定向定制培养服务。

二、少数有条件的MTI项目可走专业化翻译之路。

某些MTI项目所在高校本身就是专业特色鲜明的大学 (如政法、医科、药科大学) , 或在某个专业领域具备很强师资, 或与某个行业机构合作密切, 不妨走专业翻译为主、通用翻译为辅的道路。专业化培养不是浅尝辄止地讲授一两门专门用途英语或翻译课程就能解决问题, 必须强调相关专业知识与翻译技能的并重。同时, 学生有机会到行业机构观摩见习, 开展浸润式学习。以中国政法大学的MTI为例, 他们开设的法律相关课程包括英/汉法律翻译、法律术语翻译、法律文书翻译、英美法律制度、法律专题口译、法律案例阅读与翻译、法律专题笔译、合同翻译、法庭口译等;同时, 学校组织学生到公检法、政府部门、律所等单位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为期四个月的集中规范实习和两个月的分散实习。其结果是, 他们培养的法律翻译硕士供不应求。台湾辅仁大学开办的“国际医学翻译学程”项目同样值得借鉴。他们的课程由三部分组成: (1) 医疗口笔译课程 (医疗笔译、医疗科技翻译、机辅翻译、医疗文件视译、医疗对话口译、医疗逐步口译、医疗进阶口译) ; (2) 医学知识类课程 (国际医疗概论、癌症专题研究、医疗程序与医务概论、中英日医疗名词解释) ; (3) 与国际医疗产业相关的专业课程 (国际医疗保单与核保实务、国际医院评鉴等) 。此外, 学生还需到医院完成60~90小时的实习工作。该学程将人才培养与台湾地区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相结合, 培养具备专业领域知识体系的翻译/语言服务人才, 已取得很好效果, 学生毕业即在日本、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地医院谋得职位。

三、少数有条件的MTI项目可走高端翻译人才培养之路。

对于某些翻译师资力量雄厚、学生中外文基础扎实的学校, 可据本校情况以打造可从事中外文学文化、政治、学术、新闻等文本翻译, 或高级别会议、外事外交口译 (包括复语口译) 中的一种或数种高端翻译人才为目标, 重质不重量, 精英培养。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上, 除视情况开设中外典籍、新闻、政治、学术、文学文化文本互译、会议口译等课程外, 还可教授叙事学、国际传播、媒介素养、创意写作、文体学等课程, 强调 (包括符用能力、融通中外的叙事能力、国际传播能力、译写译创能力等) “扩容”了的翻译能力的培养。同时还应加大中译外翻译方向的训练, 为“文化外译”培养后备力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可加强国际合作, 开展中外优秀学生的联合培养。此举除了有利于中外学生更好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之外, 还能为未来培养潜在的汉学家。当然, 认为仅靠两三年的学习高端译才便可“华丽登场”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化, 应着眼于院校和后院校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让学生在毕业之后也能获得各种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真正的高端翻译人才方可在千锤百炼之后成长起来。

必须说明, 上述三种方向之分难免粗放, 且各类培养方式之间并非界限分明, 课程设置肯定会有部分重叠和交叉, 分流后各院校的毕业生也并不必然走向当初设定的培养方向。但是, 这样的分流与定位会让各校更清楚自己的师资和生源特点是什么, 将来主体就业市场和服务对象在哪里, 它们对毕业生有什么具体要求, 这样才可能在培养方案的制定时更有的放矢;在总体课时量和学制有限的情况下, 让培养方式和过程更有侧重点和针对性, 培养出来的学生各有其特点与优势, 不同的用人单位各得其所。同时, 对译者多元角色和译者能力的重视会给毕业生的未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即便将来不从事翻译相关工作, 职业素养、技术素养、跨文化交际和团队合作等能力也会为他们的转型打下良好基础。如此, 培养院校和学生都能获得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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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毋庸讳言, 新时代翻译领域的各种变化正在给翻译人才培养机构带来巨大挑战, 但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发展契机。如果我们固守既有教育观念和培养模式, 对已有问题视而不见, 继续放任低端重复建设的BTI和MTI项目的无序增长, 一度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翻译教育必将遭受重创。如果我们审时度势, 顺应时代变化, 找到各自院校的特点与优势, 因势利导,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就可化挑战为机遇, 找到各自可持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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